尽管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惨遭失败(在政治层面而非理论层面被打败），但构成的方法论在政治哲学中，以不同的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如前所述。“我们自己的本体论历史”及其所包含的哲学一社会研究将很多作者的工作引向伦理和政治筹划。对社会存在构成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可能，去介入本体性构成的进程中:认识到我们如何被构成为主体，这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以及这种构成可以走出多远。德勒兹和瓜塔里追踪了独一的主体的游牧运动，欲望去辖域化的流动以及政治装配在内在性的容贯平面(immanent planes of con-sistency)的进程(见《千高原》，特别是第351-500页)。这些创构性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逃脱纹理空间和国家机器的辖域化的捕捉装置，但它们无疑撼动了国家这个被构成的世界，并且与它们自己的自由活动的创造性和革新性，它们自身的创构能力共同合作。主体的装配构成了它们自身社会组织的机制，自下而上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独一的共同体，只是从其内在性社会平面吸取力量。它们提出民主的愿景，这是一个绝对扁平化的社会平面，社会身体在上面释放自己，摧毁了前定的社会形式的束缚，并且发现了自己的目的，发明了自己的构成。扁平化的社会是推进实际的创造和构成以及毁灭和解体的开放场所。这种构成的模型是一般的力的集合，是对整个内在性社会平面的绝对和平等的包纳：正如斯宾诺莎所乐于陈述的，民主是绝对的政府形式(政体)。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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