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的层面上，当我们审视当代的激进运动形式时，似乎随着传统机构的消失，可能的政治实践的领域也被压缩了，剩下来的只有行动的两个极端：非暴力和恐怖主义。面对这两个极端的选项，并且认识到恐怖主义只会带来自杀和适得其反的后果，绝大多数激进分子都选择非暴力的道路。例如，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的左派活动家都被非暴力行动的话语所主导。这种话语主要来自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思想，而且也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经验、抗议越南和中美洲战争的经验以及反核运动的经验。非暴力话语所主导行动的典型过程是，抗议形式旨在争取媒体曝光，揭示抗议者的牺牲(通常会被警察逮捕、侵犯甚至是殴打)，而抗议者会扰乱公共秩序的象征进程(例如，阻塞去往征兵站、联邦办公大楼或核试验基地的去路)。这种扰乱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直接的后果，而是它们的表征所带来的间接效果。与劳工罢工—这会给管理者和国家造成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因为这会削减利润，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让国民经济岌岌可危—不同，这些非暴力行动通过间接的行为—要么争取公众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支持，要么更为常见地，激发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或政策的谴责—而运作：它们的目标是传达信息(如果没有媒体曝光，非暴力行动几乎毫无用处)。
这种非暴力行动的话语在市民社会的崩溃之后，提出了关于社会实践的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权力问题和暴力问题。由非暴力行动的视角所提出的权力观念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对暴力的拒绝——这是其立论基础——非常容易混同于拒绝所有权力/力量。事实上，非暴力行动主要通过激发同情无权无势之人的道德义愤来获得力量，因此主要聚焦于受害者在媒体上的表征。非暴力的抗议者通常不是受害者本人，但是却将自己置于受害的位置，从而去表征无权无势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抗议者虚弱的身体被警察抬走的媒体形象意在造成戏剧效果，去表征另外一个加害行为(如对萨尔瓦多或巴格达的轰炸)。吊诡的是，这些行为试图利用表征无权无势者时所产生的道德力量。恐怖主义也通过象征性姿态而运作；它也是想通过媒体表征来传递信息，但是恐怖主义行动反其道而行之，试图表征自己的力量和其对手即国家的虚弱无力。表征的平面将非暴力行动和恐怖主义置于对立的两极。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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