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宪法领域，我们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再生产新的国际秩序的至高无上地位和新的技术专家统治性质的资本主义统治。越来越清楚的是，议会正在成为人民主权被转让的场所：人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失去了决断权，这些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形象中。事实上，法律的这种形象正在得到修订，同时执行与行政过程的至高无上地位被置于保障主义的(guarantist)、一般的和抽象的规范定义之上。从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议会的行动受到限制，而行政机构的行动得到扩张。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就与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权力关系来说代表的决议的依赖性或从属性。由技术专家的权力和新的世界秩序的警察力量所决定的新的规则主导了共同体团体的内部运作。其次，政府系统越来越受到行政和执行对具体事务干预的影响，在某些特别的案例中，这就使得抽象的和一般的规范的生产受到边缘化。大众代议的机构越来越受两种持续增加的压力的制约和主导：一种来自外部，来自新的世界秩序;另一种来自内部，来自行政的要求(在美国的情况是，这两种压力有所重合)。我们不能在演绎的、严密的法律概念框架中处理这两种压力。法律生产的渊源与人民主权的场所越来越远，尽管高度复杂的冲突偶尔也会通过诉诸技术性的规范、行政连续性的规则以及世界市场的主权决断，而得到简化和解决。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支出的危机，这个危机首先出现在大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中，继而出现在福利国家的全国预算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在这两种情形下，通常在国家议会中得到广泛代表的民主的、大众的力量受到了决策场所转移的手段的压制，这种手段一方面青睐世界市场的规则和国际干预的机构，另一方面将关于压制性规范的决策(如削减公共支出和重组[reordering]债务)置于调节社会劳动的行政机制的权威下。规范性和法律性决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应用范围也得到了全面的扩张，同时其有效行动就像毁灭性的阴影，笼罩于行政干预最为精细的机制上。委托给大众代议和持续生产宪法秩序安排的场所不断为支配的约束性逻辑所渗透，剩下的只不过是空洞的躯体，而在传播上对“民主媒体”的传播模拟(communicative simulation)还试图以美学上的装束来对其进行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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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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