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确定无疑的危机，以各种形态出现的法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冒险都宣告结束了。不再存在任何空间，能够将这种类型的另类选择变得具有效力。权力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市场以及在国内范围内对主体性的社会生产，取得前所未有的操控水平，它能够让自己分离出去，并且自主地让新的社会秩序得到正当化。我们只有通过回到现代性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母体，回到其激进的人类学上的另类选择，从而在形成其结构和巩固其力量的场域上，生产出对后现代秩序的批判，才能重新获得一个有力的重构性的法律视角。只有通过对后现代国家中分离的社会维度进行重新阐释，我们才能够把握这些主体性的生产机制，而这些机制在分离中，被置于主权独立性的对立面。对法律国家展开全面批判的强有力主体是一个创构性主体，这个主体在分离的平面上，提出了一个激进且有效的另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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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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