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凯恩斯1919年所秉持的立场。追踪从这段论述到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时期凯恩斯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资本主义整体战略的艰难转变。在初期，凯恩斯发出警告，和约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让大家警惕一个潜在的幻觉，那就是认为阶级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人阶级与战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决裂而发生变化。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关于现代国家新的政治周期的任何准确的理论理解。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凯恩斯后来竟然具有如下能力:将对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体系断裂的认识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存在理由”。不过，这种对新的阶级境况的直觉虽然非常初步，却是根本性的，它已经预示了未来的核心问题：如何阻挡和控制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为了讨论凯恩斯思想的连续性及其理论上的一贯性，我们必须超越其著作的字面意义，来揭示它们背后的一般性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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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在这个阶段，凯恩斯的政治目标是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防御的两条阵线再度联合起来—同时利用如下推论，即这种防御只能围绕着德国这个堡垒而展开。这个视角在凯恩斯的政治思考中依然是一个根本性要素。1922 年《对和约的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出版,凯恩斯苦口婆心地重复如下观念，即“德国的未来在于东方，其复兴的希望和野心当然也要转向东方”。凯恩斯口口声声的“亲德国主义”给他招致了很多批评，甚至晚至芒图(Étienne Mantoux)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也对其进行批评，但因此也具有比他的批评者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的阶级内涵。凯恩斯的方法与魏玛德国最好的资产阶级政治思考异曲同工。例如，不难在马克斯·韦伯于那些年的思考中发现类似的直觉(见蒙森[WolfgangJ.Mommsen]，《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Max Weberund die Deutsche Politik，1890—1920]，第280页及其后)。另外，凯恩斯从未掩饰自己对魏玛知识分子及其政治团体的深切认同。在《梅尔基奥：被打败的敌人》(“Dr.Mel-chior：ADefeated Enemy”)中，凯恩斯描述了这个近乎辩护者的圈子。(本段中文翻译参考了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张军、贾晓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