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论及的是一种政治直觉。现在它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科学体系。事实上，从成熟体系的视角来看，在1925年，当贝蒂尔·俄林(BertilOhlin)提出战争赔偿有助于国际经济均衡进入新的水平，以反驳凯恩斯关于赔偿后果的观点时，他比凯恩斯还要更加凯恩斯主义。①不管怎样，1922年凯恩斯本人的立场也已发生转变。让他离开巴黎和约谈判桌的“不可容忍的痛苦和愤怒”②已经得到平息。现在，他的图景从表面上看显得更乐观些：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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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这一问题的精彩处理，见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为其主编的《凯恩斯的〈通论〉:三十年的报告》(Keynes'General Theory：Reports ofThreeDecades)所作的导言,第1-10页。毫不意外的是，哈罗德(R.F.Har-rod)在其“圣徒传记”(hagiographic)《凯恩斯的一生》(Life of JohnMaynardKeynes)中也持这种观点。对保罗·萨缪尔森来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指向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见萨缪尔森的文章《论〈通论〉》,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