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首两年以前并且再次阅读当时自己所写的作品，我会发现当时所预见的危险已成过去。欧洲普通民众的忍耐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经受住了最为恶劣的冲击。两年以前，这个毫无正义、同情与智慧可言的和约代表了战胜国一时的意志。和约的受害方会忍气吞声吗？或者他们会因为绝望和贫困而动摇社会的根基吗？现在，我们有了答案。他们一直在忍气吞声。(《对和约的修订》,第115-116页)
尽管如此，凯恩斯最初的政治直觉已经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维度的全新理解。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DennisHolmeRobertson)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这一关于欧洲经济结构分析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它不同于并且实际上完全反对战前乐观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太平洋哲学，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更多代表的是耸立于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大厦。”(《〈和约的经济后果评论》[“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Peace”])。罗伯逊继续指出，这完全违背了自由放任的概念，并且在这里国际政治问题变成了从内部对力量关系加以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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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特别见俄林的文章，《凯恩斯先生关于转移问题的看法》(“Mr.Keynes'Views on the Transfer Problem”)和《赔款问题》(“The ReparationProblem")。
②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评论，转引自罗宾逊(E.A.G.Robinson)《凯恩斯：1883—1946》(“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一文,第 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