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社会上招致很多反对意见之外，凯恩斯1919年的警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媒体以下述方式拒绝了这一警告：“实际上，凯恩斯著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政治上的缺乏历练，更不要说其所昭示出的天真幼稚。”(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2月4日，转引自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第35页)。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的政客基本上都是以一致的口吻对此报之以嘲笑。据报道,克莱蒙梭(Clemenceau)曾指出，“凯恩斯的经济观点非常有力……毫不克制地挑战了协约国(即法国)的过分要求……不过他的这些严厉指责非常粗暴，如果不是因为他毫无廉耻地将其观点公之于众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我本不想理会。这也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某些人的思想变得多么的错乱。”(出自凯恩斯在《对和约的修订》[第69-70页注释1]中的记述)。丘吉尔写道：
凯恩斯以无可辩驳的常识揭示了金融与经济条款的荒诞不经。在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均无可指摘。但是，因为对强行规定的经济条款的本能反感，凯恩斯全盘否定了和平条约的整体框架。我们毫不怀疑，他完全有资格谈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别人更高一筹。(《世界危机》[ The World Crisis],第 5 卷,第 155 页)①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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