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回应方式尽管更为极端，但本质上同过去的1848年或1870年一样。资产阶级纠集了镇压性力量去打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其次，资本在通过技术进步和优化相对剩余价值攫取机制以实现对劳动力的重新吸纳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革命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强大潮流被打败了——或者说,这些力量没有能够实现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革命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他们的组织基础。这些力量由于关键部门劳动力的重构、对劳动进行合理化的新技术、去技能化以及流水线的普及而遭到破坏。同以往一样，工人阶级斗争浪潮对资本的最初回应是改良主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演变为技术革新的一般化进程。资本被迫通过新部门的扩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彻底重组来应对无产阶级的冲击。
然而，这条老路能走多远？难道情况不是彻底改变了吗？同经典自由主义所秉持的政治与经济截然两分的信念相反，凯恩斯的立场在于他坚持认为政治元素内在于经济之中。然而，甚至这样的普遍真理也被资产阶级遗忘了。他们拒绝面对—这种拒绝造成了严重后果—如下事实，即苏联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政治参照。这一遏制方案要想成功，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挽回作为某种政治实体的工人阶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它只会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从而导致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并且加剧周期性危机的倾向。供给的扩张(产能和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增加)实际上并不会召唤出相应的需求力量。“需求”尚未被视为一个有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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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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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恩斯在评论丘吉尔的著作时承认后者在和会上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强烈批判丘吉尔没有认识到苏联革命的重要意义：“[丘吉尔]没有认识到——或者起码没有重视——这些事件在它们相应关系中的重大意义，或者说没有区分一般事件与关键事件……虽然丘吉尔承认列宁的伟大，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愚蠢的暴动。”见《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aphy),第 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