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立场依然只是一种政治直觉，从需要对他的观点进行科学加工这一视角来看也是不够完善的。他的长处在于他为解决方案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另外他也正确地指认了问题。追踪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政治活动就好像是追踪旷野中没有武装的先知那充满苦涩音调的呼喊。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这种政治直觉向科学话语的逐步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在工人阶级所施加的压力以及资本所面对的政治必然性下发生的。①我们注意到，根据罗宾逊的观点，早在写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之际，自由放任主义就已被凯恩斯所摒弃。然而，这在凯恩斯认识到—在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革命浪潮之后出现的—国际秩序的岌岌可危时，还只是隐隐的感觉。从现在开始，旧秩序的危机问题主要聚焦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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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记作者们正确地强调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政治事件对凯恩斯思想演变的持续影响。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31页及其后；以及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第41页及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