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出于对工人阶级自主性爆发所产生的崭新情况的直觉性理解，在对19世纪自由放任意识形态进行首次批判后，凯恩斯的目标显然是要重构一种新的均衡模型。然而，直到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这一目标才最终实现。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主要是批判性的：他批判了恢复金本位的做法②，并且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所进入的新的社会化阶段。③最为关键的是，他坚持认为需要国家介入来调和阶级矛盾并确保经济均衡(E.A.G.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作品更具有批判性，而非制度性。关于这一崭新阶级关系的术语还没有以成制度的方式整合进凯恩斯的分析中；它们尚未成为关于有效需求、不断增大的风险以及与利率相关的新理论等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part):它们尚未构成一个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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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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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牛顿其人》(“NewtontheMan”)一文中,凯恩斯设法通过指认出一个秘密、一个神奇时刻，并且通过将其与剑桥物理学家/数学家思考中高歌猛进的启蒙方面加以比较的方法，转向科学知识模型(a model of scientifidknowledge),在这个模型中，两个方面共存，但前者有更大的真实性。事实上，支撑创造性天才的往往是非理性的兴趣。这就是牛顿的兴趣所在，他依然将宇宙视为一个谜。牛顿这个形象如何界定了凯恩斯自己科学发展的兴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②对凯恩斯长篇论辩的记述，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38页及其后。
③凯恩斯得出这些结论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见斯威齐(PaulSweezy)的论文《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斯威齐在《作为历史的当下》(The Present as History,第 189-196 页)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