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准备时期凯恩斯作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他的国家干预主义观点，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他批判自由放任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一批判意味着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化以及随之引起的实现均衡的困难。但是仍然缺少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爆发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崭新的质的作用的界定。凯恩斯所提议的国家干预还只是停留在对政治术语加以理论化的层面：这来自确保进步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盟的发展拥有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需要。他的论述尚未建立在对阶级关系的新互动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这种新互动关系之中作用的清晰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①
在作这一界分时，还需要强调另外一个理论因素。仅仅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规模化这一事实，并据此提出加强国家干预的论点，这既无独创性也不够充分。这只是抓住了因为危机而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的部分特征，而且从历史上看，相当于组织起来以对抗工人阶级的国家最初具体的实例化(concrete in-stantiations)。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形式、意大利落后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或者1870年斗争期间出现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变体都是这类国家的具体实例。1929年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主要是在国家干预主义框架下阶级动力发挥作用的类型，这里国家干预是基本前提。只有1929年的大危机才使得资产阶级的理论发展到了对国家作出新的定义的程度。为了让这些成为可能，1917年的革命必须历史性地战胜上述这类资产阶级政权试图对其加以限制的孤立主义策略。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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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1926年所撰写的《自由主义与工党》(“Liberalism and Labour”)和《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这两篇文章中，这一观点得到了特别强调,尤其提到了总罢工后所出现的政治必然性(political necess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