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国家一形式必须体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影响，现在恰恰是在社会层面上，国家构建了——在其自身结构中——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控制的特殊形式。资本不得不从工厂专制主义和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个早先的对立关系(并以法治国的形式，从对充满矛盾的关系进行组织的初步尝试)，转向立足于计划的新的国家形式，对工厂专制主义进行社会组织，并将这一剥削的组织扩散至全社会。这一新的国家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将组织和镇压相结合，直接再生产了工厂形象。
因此凯恩斯对国家的新概念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他思想中好几条独立的线索，这些线索最终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然而这不是说凯恩斯缺乏可以超越零散分析线索的总体视角。这一总体视角已然出现在他的利息率理论中。
在这个方面，凯恩斯的理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在后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的非社会化阶段，利息率是由生产领域之外的无政府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作为节欲的报酬以及资本品供求之间的一个自然平衡因素)。对凯恩斯来说，利息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以及市场上的货币量。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成为无法容忍的风险的牺牲品。单个资本家和食利者被赋予了不应该委托给他们的职能。这只会导致灾难。我们为何要接受这个灾难呢？我们真的必须将这一无政府秩序不可避免的解体交由生产过程的客观力量吗？这不仅会毁灭食利者，而且会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轰然坍塌清算的日子不远矣。凯恩斯总结说，如果我们想要采取行动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必须促成“食利者的安乐死”(这不仅在政治上非常紧急，在道义上也非常正当)。这将使集体资本得以将利息率降低至与“实现充分就业时的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应的那一点”(《通论》，第375-376页)。凯恩斯开出的全部药方都可以用这一论断加以概括。他的目的是为货币流通这一关键领域提供一个确切的保障，如此一来不平衡就可以得到控制。①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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