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凯恩斯对价值规律的重新征用为何会在他的思想中引入像社会利益、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这样的神秘化概念的原因。凯恩斯将货币理论还原为生产理论，并且分析了这种还原在政治上的必要性以及这种还原得以实现的受控形式(thecontrolled forms),其目的在于呈现出一个可以“不通过革命”而实现的最终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利润和利息率被缩减到零，并且货币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权力内部的自主性领域)会消失，因为货币会还原为单纯的记账单位，还原为一种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之间的一般等价符号，于是偏好货币的所有理由都会消失。①社会利益在消除了中介性(intermediary)和隶属性(subsidiary)要素之后，将和价值规律支配整个发展。资本变成了共产主义性质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共产主义(见《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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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在对先知/上师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任财政部部长，蒲鲁东的追随者。凯恩斯曾断言：“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译注)的令人好奇的认同中(见《通论》，第353-358页)，凯恩斯走得如此之远，不仅表示支持格塞尔消灭货币利息率的提议，而且还认真考虑了其用印花券来取代货币的提议(或者，这是他的信仰疗法)。若将这种臆想置于一边，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缩减到零这一理论的表述，可以在《通论》第220-221页找到最具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