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规划全然是在资本历史的框架内被决定的。它所反映的诸多必然性不仅是理论的，而且直接是政治的：之所以是理论的，是因为这些必然性在政治上非常紧迫并发挥作用。相同的必然性，也由那些类似的对于危机的反思所激发，并成为美国新政的基础，正如任何成熟资本主义内部重建的经验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新政是多么忠实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快就会幡然醒悟——事实上，沙赫特(Schacht)②的行为与剑桥学派的思考更加一致。凯恩斯自己也注意到了：“让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去组织大到可以验证我的论述的宏大实验的开支，这在政治上似乎没有可能，除非是在战争时期”(凯恩斯：《美国与凯恩斯计划》[“The UnitedStates and Keynes Plan”],转引自霍夫斯塔德[R.Hofstadter],《改革时代》[ The Age of Reform],第 307 页)。同样令人失望的还有对凯恩斯与美国政界，特别是与罗斯福私人关系的分析。①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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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64页)(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93-294页。——译注)
②应为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右翼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