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认的构成凯恩斯体系的所有理论要素，在新政的实验中也起到了它们的作用而且也产生了即便不相同也算类似的效果:从认识到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冲击，到旨在通过新的、公共资助的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从强调对社会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重建的紧迫性，到随之而来的特殊的国家类型。②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就与变迁的国家一形式的关系而言，只有新政的经验明确了我们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征:认识到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新的境况下重构与之匹配的资本领导权。新政通过在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通过将资本统治精英的重构热情与那些如今已被更新的、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程序”实践进行令人惊异的综合，而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为了自我持存而大胆地采用和恢复“不断革命”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毫无保留地行动，维护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避开民粹主义或者传统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污点。这里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改良主义(capitalism reformism)，这种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的悲鸣相去甚远，且对其能够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解决问题极端自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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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445-450页;以及艾瑙迪，《罗斯福的革命》，第83页。
②施莱辛格、霍夫斯塔德和艾瑙迪(在我们前面所引的著作中)注意到，新政并没有特别忠实于凯恩斯主义，但同时他们也观察到，双方的政治构架中存在着客观的重叠。这似乎是应该强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