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为何没能看到这个激进的历史性实验与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思想本质是何其接近呢？他为何没能看到他自己乌托邦的可能性，以及必然与之伴随的神秘化呢？到头来他在这两方面都失算了。这种神秘化本身被一个最终方面揭示了，这便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暴力可以是直接性的，也可以是非直接性的，但它总是内在于现代国家所从事的全面推进和调节的各项活动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根本性的真相在凯恩斯那里只是附带地出现，它不仅存在于伴随着凯恩斯的科学活动的绝望的历史哲学中②，而且也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内。他勾勒出了濒于空想的资本主义重建的轮廓，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凯恩斯自己又回过头来，将资本主义的重建这一基本问题视为处于阶级关系之内的资本一方的弱点，这一阶级关系界定了资本(因而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他论述起点的现实，也没有将他的信念仅仅建立在他为资本主义重建所提出的模型的基础上)。对此的阐述出现在《通论》的一个关键之处重新发现利息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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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夫斯塔德将这种新的工会会员构成视为美国改良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但这种构成完全无损于新政中资本主义实验的激进性—反倒强化了其独特形式(见《改革时代》，第305-308页)。霍夫斯塔德在这场实验中所认识到的“社会民主色彩”(social-democratic tinge)与工人阶级视角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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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除了之前引用的其不太重要的作品中的段落，我们应该注意，《通论》本身的写作也有其历史哲学的考虑，而这种历史哲学似乎源于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视角，尤其是在结论部分。在凯恩斯那里，特别且吊诡的是，他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特有的“理性”(rationality)的攻击是对理性一般(rationality in general)的拒斥。正如罗伯逊注意到的，早在 20世纪20 年代凯恩斯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当时各种“主义”的非理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