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法律上的后果：法律至上理论的危机
—从整合到冲突性；或者说，劳动宪法化的形式
我们在这一部分的焦点将从渊源在实质上的统一问题，前进到描述宪法所具有的劳动主义内涵在全球规划安排运动中得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我们已然提出一系列预设，这里我们必须考察它们的相应后果。首先，我们会以详细清晰的形式来总结这些预设。
如前所述，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组织与服从之间的关系的宪法化是一个排他性且总体化的进程。整合就直接揭示了其肯定性的面相：它将社会关系的总体昭示出来，对它们进行实证化，清除所有对自发性的怀念，最后指认并且独特地构型生产权利的实质行为。论述至此我们已经言尽，但又没有说出任何内容，因为这个分析并没有解释这种宪法化的形式—这种宪法化一直是对斗争的整合，以及对冲突的替换，将对它们的解决和组织提升到更高的层级。事实上，很容易以为整合被委托给处于决定性的客观性中的令人感到安慰的信念；但更加困难的是——尽管这绝对必要—认识到另外一面的事实，即斗争的事实。有时斗争潜藏在地下，有时则以暴烈且面目模糊的形式出现，但是资本清白的科学性良心不愿对其进行考察。然而，实践或者说对真实关系的经历—迫使资本每天都要面对斗争：资本不仅被迫对这个问题给予政治上的考量，而且(这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被迫给
14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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