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借鉴他人的工作，无论是在学习的方法、遵守的标准还是使用的技术资源方面。此外，工作本身的速度和质量也变得更加集体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分工的深化、技术的普及以及日益复杂的工作所要求的协调的加强。因此，生产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在公司“网络”中的相互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是如此。①
然而，伴随着资本积累而出现的这种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运动并不是连续的。图1-1的S形曲线既显示了这一历史趋势，也显示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短暂衰退。其实，在从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向另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过渡的阶段，这种社会化以时间为标志。一方面，在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一些旧的联系被打破，而新的联系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它们的利基市场。过时的工作流程因破产而被废弃，其他更个性化、更分散、尚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则在更小的社会空间中展开。许多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寻找融资者或收购者时，这些选择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无论这些是破坏性动力还是创造性动力，它们都是生产社会化中断的原因。另一方面，创新一旦到位，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恢复社会化，使工作流程在更细的层次上相互渗透一—蒸汽机、电力、化学、机械工程，当然还有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重大创新以各自的方式催生了更加分散的生产方式。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鉴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过度简单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化问题带来的困难。有关 该主题的最新理论发展的讨论，参见：RiccardoBELLOFIORE，«The adventures of Vergesellschaftung»，Consecutio Rerum，vol. 3，n°5，2018。对论点的总结，参见：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Dynamiques des modes de production et des ordres sociaux», Actuel Marx, vol. 52, n° 2, 2012,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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