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它们会包裹、保护同时扼杀个体的能量。心理活动不再通过情绪展现出来，而是停留在心理活动阶段。随着心理活动的中止，情绪退化为“悲伤的激情”，成为阻碍发展的新的障碍以及个体和集体心理防御的来源，而维持这种防御甚至会成为一种虚构的任务。①
工作质量要求个人和集体的主观能量得以发挥。只有当人们能够影响职业活动的组织，并在目标中认识到自己时，他们才能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如果说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导致了职业活动的减少，那是因为数字化工具无法让大多数员工确定工作的目的和形式。因此，过度活跃和无足轻重的感觉往往相伴而生，形成一种破坏性的混合体。
这与加州意识形态承诺的数字技术将增强人们的行动能力相矛盾。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是这些技术的内在影响。问题在于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领域的应用及其决定因素。新技术的引人是对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的回应。一方面，它受到降低成本逻辑的驱动。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更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工作组织也是工资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工资关系是劳动力对资本的政治隶属关系这种再生产越有保障，留给下属的资源就越少。
技术封建主义
① Yves CLOT, Travail et pouvoir d'agir, PUF, Paris, 2014, chapitr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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