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进入家庭的中心是家庭消费主义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公共领域让位于文化消费，“在这个空间里，在超级家庭中重新发现了一种氛围，不再是亲密关系，而是纯粹的混乱”②。个人沦为公共谈话的消费者，公共谈话则变成了一种大众产品，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受众，以便通过出售广告版面进行宣传。“沦为单纯的‘事务’，讨论变得形式化……提出问题的方式变成了礼节问题，过去在公开争论中解决的冲突变成了个人摩擦。”③这种转变正在深刻改变公共辩论的质量。信息和辩论的目的是建立共识，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性的认知汇聚中心。这些认同点体现在个性中，而不是明确表达的观点中。
从年轻的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破坏了对公共事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参见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Öffentlichkeit)，法译本《公共空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构成层面的广告考古学》（L'Espacepublic.Archéologie de la publicité comme dimension constitutiv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Payot,Paris，2003）由马克·B. 德·劳奈（Marc B. de Launay）译自德文版，该论点的摘要及其各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参见：Craig J. CALHOUN，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MIT Press，Cambridge，1992。斯塔西斯·库韦拉基斯（Stathis Kouvélakis)表明，这一论断植根于两种悲观主义观点—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观点，以及保守的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Stathis KOUVÉLAKIS，La Critique défaite. Émergence et domestication de la théorie critique: Horkheimer,Habermas, Honneth, Amsterdam, Paris, 2019, p. 304-307。
②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70.
③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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