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专殊化的理念，以及所谓未来工作将会倾向于信息密集型，并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说法，往往引人入胜。坚持不懈、勤奋学习的工人开创了有卓越信誉的“弹性”形象，更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从文化产业中识别出专业化的职员，这些专业人士热切地留意着新的“想法”和“潮流”，以便随时充电，他们一直用自反性的方式处理信息，同时依赖持续的创新寻找细分的市场。自助书籍的作者、旅行导游、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的合约制作商、管理部门的咨询者都属于这种类型，此类从业者让我们回想起清教徒运动的道德规范，金钱奖励或许并不能激励他们(Himanen,2001)。
然而，“弹性专殊化”的理论也遭遇若干抨击。主要集中于下述几个方面：第一，有一部分“弹性专殊化”的提倡者，不顾外界的强烈反对，明显带有科技决定论的烙印。比如赫希霍恩之类的学者，他对电脑自动化的强调，令人觉得此说有传统可循，他的假定在于先进的科技带来高级的技能需求。在赫希霍恩的观点中，“工业科技”是“跨文化的”，它不可避免地“以雷同的模式无处不在地塑造社会生活”，而这一切都会被“后工业科技”破坏(和解放)，“后工业科技”让生活变得更富弹性。
第二，“弹性专殊化”作为批量生产的对立，在某些方面与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公司组织背道而驰。因此，出于多重原因，令我们对“弹性专殊化”产生质疑。首先，本书之前也提到，“弹性专殊化”低估了大型公司的弹性，它们能够成功地引入新的工作模式和新科技，这些新元素同时促进着生产多样化和产品模块化，一方面允许重要产品的分化生产，而另一方面则继续批量生产。如迈克尔·萨贝尔(Michael Sabel，1982)也承认：“现存的福特主义企业只要不牺牲根本的运行原则，仍能够适应变化着的需求”(p.194)。大型汽车制造公司的案例证实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日产(Nissan)，它在新德里建立了新的弹性生产计划，可是它的生产关系依旧保持不变，对下属劳工依然实施严密的监控(Garrahan andStewart，1992)。此外，耐克的研究表明，耐克70%的运动鞋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制造，其生产依旧是彻底的福特主义形式，但它的组织和销售，也就是鞋子生产过程中核心的信息工作和“增值”方式，则集中在美国。基思·格林特(KeithGrint，1991)认为，将变化概念化为如此彻底的区别是不明智的作为，其糊涂之处犹如把弹性与批量生产对立起来一样。而事实可能是，“我们现在…不是用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平行而并列的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同时发展起来”(p.298)。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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