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斯特对当今世界所进行的整体诠释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印痕清晰可见。他的分析路径强调—如果想对当今世界的运作进行足够充分的解释，那就需要把一些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作为相互关联的要素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卡斯特是对各个部分如何支撑一个整体的运行做了一个功能主义的描述，仅仅以此判断卡斯特便有失偏颇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分析路径着墨于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虽然各个部分通常是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但它们之间相互摩擦的那些特性是造成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卡斯特把女性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经济和技术改革、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的改变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并不为马克思主义所独有，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当中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卡斯特的持续影响。在“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遭受质疑，且后现代研究风行之际，总体观念并不受青睐。卡斯特并不随波逐流，其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血统，令他义无反顾地抵制当今社会对总体性解释的普遍怀疑。
下文将铺陈卡斯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在《信息时代》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元素(关于城市维度的讨论，参见 Webster，1995，ch.9，)。在此，笔者可能会对卡斯特的作品存在些许的误读，因为概括叙述难免把他的作品简化成了一系列抽象的和理论的观察。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卡斯特令人记忆犹新的特征——在于他是一位实证的(empirical)社会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是在描述各色情境、堆砌数据和铺陈叙述。卡斯特的理论素养上乘且洞见深刻，不过，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空谈理论取向。举凡言论以证据为优先判准，他绝不会恪守被经验证据所推翻的理论不放。曼纽尔·卡斯特(2000a)推崇“可抛弃的理论”(disposable theory)，多半原因是他实在不忍目睹学界自后结构主义转向(post-structuralist turn)后，对标志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抽象理论化(abstract theorizing)强调过度，他便以“可抛弃的理论”反击时弊。为此，来自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实证材料都成为卡斯特的研究素材。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连贯分析框架展示了若干丰富的经验材料，无论其是关于1989年之后在俄罗斯出现的“狂热的资本主义”(wild capitalism)，还是北美市中心的犹太人居住区，或是欧盟错综复杂的状况，卡斯特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究并回应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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