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卡斯特相信进入网络(inclusion on the network)对于全面参与当代社会生活势在必然。扩大接触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接触因特网的途径，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公民权(Brown，2003)。虽然他对连接性(connectivity)充满热情，但却深深忧虑，如果这种连接是娱乐导向(entertainment-led)的，就会产生一些迫于中心权力而进行互动的人，而不是真正在互动的人。卡斯特还提出“加入这个系统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适应它的逻辑、它的语言、它的切入点，以及它的编码和解码”(Castells，1996，p.374)。他的这种坚决主张使我们想到他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因为他相信信息传播技术的文化影响甚至要比那些更民主的传播形式的影响更激进。卡斯特利用“真实的虚拟性”(real virtuality)来指代多媒体所牵涉的文本、音频和视频形式的融合，以及“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含义。他提出，即使我们与网络保持距离，或在不同的地方与他人以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互动，媒介都是我们所经历的全部现实。因此，在此体系中，“现实本身……被完全捕获，完全陷入一种虚拟的形象环境之中，陷入一个制造信任的世界之中，在其间，表象(appearances)不仅仅是显示在交流经验的屏幕上，而是成为经验本身”(Castells，1996，p.373)。
就此我们陷入一种后现代的想象，但笔者认为这有点过度延伸了话题，并在第九章以相当篇幅考察了该问题。卡斯特就一个电视肥皂剧和有关丹·奎尔(DanQuayle)所经历的政治问题的混杂性讨论，阐述了此类新颖的文化现象。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彼时的美国副总统利用一部肥皂剧中的人物形象来阐述他关于“家庭价值”的观点。在奎尔发表演说之后，该肥皂剧在下一集中穿插了他对该剧进行介入的内容来讽刺他。在此，现实和虚幻似乎变得模糊不清，卡斯特以此作为新媒体的产物“真实的虚拟性”的例子。笔者以为如果要说服我们去相信一种新颖的现象已经来临，这个例子罕有说服力。一百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在他的连载小说如《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Twist)和《匹克威克·佩帕斯》(Pickwick Papers)中早已做过同样的事情。而大部分日常经历都涉及利用虚构的人物形象去探索何为真实(如：“他有点斯克鲁奇[Scrooge，吝啬鬼]”，“这里没有尖酸刻薄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虚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讨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因此它可能会使事实和寓言之间的鲜明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此现象由来已久，当然远在多媒体甚至是在电视的广泛传播之前就是如此。这些新的文化形式提供了那些可能被采用，也可能不被采用的相似再现(representation)，但我们充满信心：大部分人在区分“真实的”(literal)和“文学的”(literary)的时候不会存在很大的问题(Slouka，1995)。把这种发展描述成“真实的虚拟性”，过快地陷入了后现代思维方式的窠臼。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