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的宽泛定义，弱化了该术语的分析力。他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界定信息劳动力：如掌握了充足的技术知识，可以熟练地运用信息传播技术的人；或是掌握了科学知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熟知理论原理的人。管理可以作为一般分类的范畴，它体现了对组织能力、写作能力和策划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一位在城市中工作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维护水库的水利工程师之间当然迥然有别，但在卡斯特看来，他们都是信息劳动力。同样，在日报工作的记者与在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他们都属于信息劳动力。所有这些人所具备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标准，他们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实际上，按照与卡斯特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做零活的木匠(可能是自己经营的)与一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属于同样的信息劳动力范畴，因为他们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分析、计划和协调他们的行动。卡斯特界定信息劳动力的观点如此富有弹性，甚至囊括了仅仅担任微不足道的领导的工作者，以及那些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组织，比如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有关的人。
信息劳动力的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在整个劳动力中信息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垂问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数量以及重要性等问题。于此议题，历史学家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的论著《专业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颇有价值，因为它描绘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专门职业是如何上升至突出地位的整体图景，而卡斯特只描述了近期的情况。帕金认为，至少从1880年以来，英格兰的历史可以理解成“专业社会”诞生的历史，专业社会的支配地位主要来源于“由教育所创造的人力资本”(p.2)。专业人士无疑是“信息工人”，不过根据帕金的观点，他们的人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增长。信息劳动力超过一个世纪的递增，不由得令人对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及其强调范畴扩大的论断难以置信，疑云顿生。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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