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奇程度提出质疑。许多评论家振奋于生物科技和软件工程，但过去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知识性行业，案例不胜枚举，如石化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技术、电子工程甚至银行业等产业都兴起于20世纪早期，它们对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无不贡献卓越。我们需要记住凝固态物理、原子能、雷达、喷气发动机、塑料和电视，从产业上讲都举重若轻(当然，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且拥有重要的知识投入，都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
帕金还声称高等教育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享有特权的地位。一个人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个职业影响市场的能力，至少具备与教育同等的重要性。看一看如今的涡轮式资本主义（tubcapitalism，或译为超级资本主义)就会发现：大部分信息劳动力都从属于市场，这与卡斯特所想象出来的强有力的经纪人形象相去甚远。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攻击某些职业（例如大学教师、建筑师、研究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以及拥有高等教育文凭所获得的回报明显下降，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劳动力”的权力导致这一结果，而是市场制度的权力使然。不管雇员们的智力水平有多高，市场制度乃重中之重。除了对资本在工作领域的决定性权力稍有限制之外，信息劳动力的兴起似乎没有产生别的什么影响。
许多评论家都迫不及待地声称高等教育的更大参与本身就体现了信息劳动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此值得对此草率结论的行为作一评论，仅就考虑一个规模扩大了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已经被改变，以及不同职业与教育成就的契合度便可以提出棘手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参与率的迅速上升，一些质疑高等教育标准的系列严重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Phillips，1996)。无疑，雇主对雇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职业本身并不一定需要雇员们具备更多的技能。例如，有迹象表明，学位正在显示一个地位利益的典型特征：如果获得这个学位的学生越多，那么这个学位在帮助学生获得一份有名望的工作方面越加贬值；而如果授予这个学位的机构相对来说具有排他性，那么这个学位的价值就会越大。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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