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著作至关重要，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考察信息劳动力的重要性，但却利用一些证据反驳了卡斯特的核心论述。例如，斯科特提醒我们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控制从个人形式转向了非个人形式。也就是说，对公司的完全个人所有制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共享所有制。所以，如今许多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多都拥有公司，个人股东通常只拥有全部股份的一小部分。
卡斯特对此并不否认，但他随后就声称，根据管理社会学的传统，“管理阶层”负责公司的运转，并且因为它的管理能力，它“构成了处于信息主义之下的资本主义的中心”(1997a，p.342)。但是，斯科特论证说，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失去了控制权，因为建立在互相缠绕的股权基础上的关系网络把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通过一个“利益群”确保了他们的地位。
与卡斯特的观点相反，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掌舵(Sklair，2001)。这个有产阶级并不是像卡斯特所坚信的那样隐姓埋名，虽然从任何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讲，这个阶级可能并不能掌控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卡斯特对资本主义一直以来(但可能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关注相当正确。只要阅读来自远东、拉丁美洲的新闻和思考当代俄罗斯的困境，就会察觉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乃至难以控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产者群体丧失了对上层等级的垄断。
在“资本再生产的机制”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局部分裂(Scott，1997，p.310)。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传给其继承人，但他们不能够保证把相关的最高管理职位传给他们，这个主要由对教育成就的要求而导致的分裂，并不离谱。实际上，斯科特认为有产阶级同样“形成了一个人才库，而公司的最高经理人都是从这个人才库中招募的”。而且，这个有产阶级在教育系统中尤其享有一种优势地位，以至于他们趋向于掌握了卡斯特所强调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能，这无疑是土文提到的牛津和剑桥在招生时具有排他性的主要原因。斯科特指出，有产的资产阶级在整个企业系统中都拥有利益，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对教育系统和财富的垄断维护其既得利益，有产阶级位于整个分层制度的顶峰；与那些出身于一个从属的服务阶级的，位于企业等级制度各个阶梯上的人相比，他们享有更好的生活机会(ibid，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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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