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无疑都是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但是如果把他们和与符号打交道的软件工程师、会计师以及新闻记者之流归为一类，那就大错特错了。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的确是信息劳动力，但他们之所以位居中心且持续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特定的出身和教育，以及因他们所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难以估计的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资产阶级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即便如此，也还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有产者群体的强大影响力，那就是他们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惊人强度(Useem，1984)。
信息资本主义的起源
现在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更概念化的内容。卡斯特区分了他所谓的“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后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述以市场经济、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和私有制等等为核心。但是，一种发展模式是指生产出特定水平的财富的手段。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icalparadigm)—信息化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方式。卡斯特认为，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与“信息革命”的历史性巧合促使了“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让我们想一想卡斯特使用的概念工具，其主张我们可以根据两条轴线去对变化进行考察。一条轴线是生产方式，另一条轴线是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涉及财富的供给，而发展模式涉及对财富进行管理和组织。这引发我们想起了丹尼尔·贝尔的开拓性工作，众所周知，是贝尔创造了“后工业社会”(他后来把它称为“信息社会”)的概念，尽管他完全是在韦伯的框架下发展他的论断。曼纽尔·卡斯特(1996)虽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比贝尔更激进的知识传统之中，也意识到他的许多观点受到了前辈的许多启发，他称贝尔是“信息主义的鼻祖”(p.26)。但这句话远远不能够概括出他们之间深刻的一脉相承，但梳理其渊源关系可以激发我们提出一些标志着超越卡斯特研究路径的重要问题。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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