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前提，受益匪浅是因为其与卡斯特的假设是如此接近。贝尔的论断和卡斯特一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关于正在兴起的“信息时代”的主题如生产技术变得比以此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制度更重要的论述，是贝尔论著的中心意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会认为根本变革就是推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贝尔却坚称社会最显著的变革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而最后一个阶段被描述为信息社会。用贝尔(一位准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技术)取代社会关系(所有权)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Bell，1973，p.80)。
无论贝尔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他就社会变革的论述必然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技术支撑着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贝尔有着韦伯传统影响之下的美国社会学的烙印，他认为主要的历史性变迁包括三个标志性事件—从前工业主义(pre-industrial-ism)到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再到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每一次裂变都以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的技术进步为标志。
贝尔的观点与卡斯特如出一辙。虽然他在分析中对生产方式和信息化发展模式做了区分，确认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信息资本主义”阶段，但很显然变革的真正驱动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正在以加速的步伐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1996，p.1)。卡斯特自始至终都采用了这样一个原则：“信息技术革命”是“网络社会”的奠基力量。可见，虽然卡斯特立足激进主义，但他却不折不扣地坚持发展的技术论，在这点上，他与丹尼尔·贝尔(实际上，与对“信息时代”进行探讨的所有其他理论家)毫无二致(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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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