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如果只是假定“网络社会”是通过“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产生,但却不对此做具体的说明,那么不管他采用如何别致的术语,他都将会面临质疑,因为他把变化视为发展,而所有阅读后工业理论的人都很熟悉一系列等级式的向上递升的阶段:不管是从工业主义到后工业主义(贝尔的概念),还是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卡斯特的首选术语),我们很难看到这两者的实质性区别。由此可以断定(也必须如此):卡斯特坚持认为一个特定的技术基础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选择得以减少的问题(虽然实际上它的暗示如此),因为这种立场公然否定了对技术变革所做的众多社会学分析。在这些社会学分析中,有一种分析非常引人注目,即把技术想象成一种独立的、反社会的现象,但却认为技术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论,非也。
划时代的变革
卡斯特假定信息资本主义标志着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在此,深入思考他的假设正是时候。虽然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内仍然存在,但很明显卡斯特相信—如同他的三部曲的标题所显示的——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现在,笔者希望以一些问题来考量卡氏的论述——如人们怎样识别出划时代的转变?此时,质疑卡斯特的信息概念本身很有必要,笔者认为他所提出的信息概念充斥着折中主义的色彩,令人迷惑,虽然他描述的中心是划时代变革。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便可明了划时代转变实在笼统模糊,甚至难以通过那些极为重大的发展来识别。例如,战争和瘟疫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饥荒和宗教危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是,若把这些事件提升至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它们能够成为划时代变革的信号,这是需要一个解释框架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特定事件和过程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阐释依旧是必然要求。旁观者并不能完全看到划时代变革:充分的证据以及论据的品质才可以阐明标志性事件(marker)比其他事件更具说服力。扼要地说,我赞同那些描绘划时代历史的作品,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而同时我也承认那种划时代转变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不管它是通过政治趋势、经济发展,还是通过技术革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