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支持，难以想象一些产品比如李维斯牛仔裤、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或万宝路香烟能够参与全球营销会（Janus，1984)。在赫伯特·席勒看来，这是最深刻的影响(cf. Mattelart，1991)。实际上，这是所有严肃理解资本主义的起点：作为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美国媒介理所当然会赞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众多电视节目所描绘的美丽家园、名流汇集、诱人的服装和饮料、休闲生活，以及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和机遇。需要承认的是，一些通俗节目的确涉猎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都会内城的底层阶级生活。但诸如此类的节目依旧以某种魅力和刺激深深吸引首尔、马尼拉以及圣保罗的受众为之喝彩。美国媒体的主要目标不是在《达拉斯》(Dallas)、ER、《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牧野风云》(Bonanza)或者《老友记》(Friends)所创造的幻象中教育印度尼西亚人、意大利人或者印度人。反之，美国媒介的目标是“开创市场并获得一个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Herbert Schiller，1992，p.1)。
由此看来，悲叹无济于事，“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达到关于越南战争或者奴隶制遗产的辉煌纪录片那样高的标准？”真正的中心问题却是，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所预定的规则是销售以及辅助销售，我们只能期望娱乐信息支配大众媒体。实际上，既然大众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扩张和延续市场制度，那么为什么那些关注少数人利益，关注苦难或者充斥着批评的节目被制作了出来？这才是关键问题之所在。
信息趋势反映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以及支持其延续的合谋路径在于它们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意识形态表达。当然，此论与前述的销售功能的关系源远流长。媒体创造的影响刺激人们去购买公司生产的产品，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会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支持。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礼赞同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不过，赫伯特·席勒既没有忽视大众媒介对美国意识形态统治做出的贡献，而且他还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所向披靡的源自美国的大众媒介向跨国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凭借其在全球所享有的生产和流通新闻方面的绝对重要地位达成其夙愿。毋庸惊讶，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美国媒体(英国或其他一两个国家的媒体紧随其后，屈指可数的一两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模式和政治态度上志趣相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属国的利益。而结果呢，“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私有制”等辞令与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也被新闻媒体频繁鼓吹。同样地，“经济健康”(economichealth)和“产业成就”(industrial success)也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中盛行的术语和条件来定义—因此，“竞争”、“市场”和“商业信心”等辞令被不假思索地使用，用来描绘那些假定为正常的和欲望可及的境况。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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