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他是“新世界信息秩序”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席勒的立场是基于这个逻辑前提的：在媒介再现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划分世界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1992年5月，他在法国的演讲极力呼吁大家对“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关注。席勒认为“全球性不平等”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支配，同时他还深信西方媒体通过提供支持的观点和影像促进了这种支配(Schiller，1992，p.2)。
在席勒看来，贫穷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而付出的发声努力，其必要条件就是挑战“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当今世界的信息环境完全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笼罩(McPhail，1987)。新闻、电影、音乐、教育以及图书出版被批评为是一条“单行道”(Varis，1986；Nordenstreng and Varis，1974)。甚至一些非激进的分析家也同样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媒介依附”(Smith，1990)。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种状况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例如，在法国，对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媒介产品危及法国文化的完整性提出抗议的悠久传统由来已久(cf.Servan-Schreiber，1968)。这并不是特例，迪森(Dyson)和亨弗里斯(Humphries，1990)同样观察到，“许多西欧的广播公司和政策制定者都担心铺天盖地的《达拉斯》会造成西欧文化认同的丧失”(p.19)。
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一种支持西方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支配地位的信息手段(Tomlinson，1991)。他在每一个前沿倡导挑战“帝国主义”，因此，席勒呼吁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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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