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的另一棘手之处在于统合起来的数据必然使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单一化。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在广告和电视方面增长的经济价值象征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但这会让人迫切地想在性质上把各种信息活动区分开。这些信息经济学家热衷于将每件事物与活动贴上价格标签，但不幸的结果是，这往往让我们无法了解信息部门的真正价值维度。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并没有研究信息社会在量与质上的区别。显然地，《太阳报》(TheSun)几百万的销量(无疑地，比起信息价值，这里更多的是经济价值)是不能和《经济时报》(FinancialTimes)四十万的发行量相提并论，这就回到我所谈及的差异问题了。有人会建议，信息活动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生活在一个信息活动价值颇高的社会，但信息对于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活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如果那样的社会真的能实现，那么一个国家将会充满游手好闲的人和迪士尼风格的寻欢作乐者，他们可以醉生梦死。
职业的
职业是社会学家定义信息社会所推崇的研究路径。这个取向的研究与最重要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后工业社会”是“信息社会”的同义词，这是贝尔个人的用法)丹尼尔·贝尔的研究密切关联。随着时光流转，职业结构不断地经受考验，其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路径的言下之意在于当从事信息工作的职业优势彰显时，我们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人们把制造业的减少和服务行业数量上升的现象理解为体力劳动被白领阶层的工作所代替。由于非体力工作(不同于要求强健体魄、熟练度和具有机械化特性的体力工作)的基础是信息，这些工作的实质性增长也就宣告了信息社会的诞生。
此论有初步的数据支持：在西欧、日本和北美，超过70%的劳动力是在服务业部门，而且大部分人从事白领阶层的工作。既然职业的“主要群体”由信息工人组成，仅此而论，我们似乎生活在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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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