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的利益驱动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问题源于科学知识的范畴、科研成果的发表以及商业化的压力等(多重权力关系的交织)。某些人主张科学知识应该是可以自由获取的，此论引发了存在于一些科学家之间的鼓励他们为了公共福利而使他们的科学发现向公众开放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他们的同侪承认他们，许多科学家似乎都致力于使他们的研究发现向任何希望查阅者公开。该立场放弃了对科学成果的所有权，并且赞同“开源”出版(“open source”publication)，这确保了研究成果在网络上免费登载。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有产权归属，所以查阅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此付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要求拥有对他的热力学定律的所有权，要求在他的等式每次被引用时都收取一定的费用。科学研究的出版商的存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经营科学出版由来已久，出版复印版定期刊物乃其商业赢利的天然举措。但是，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潜在地令其破产，因为现在科学家在原则上至少可以跳开出版商而把他们的科学发现直接登载于网络。出版商现在正在迅速地数字化期刊以及旧刊(这会很大地方便用户获取这些期刊，只要他们拥有订阅权)，他们誓死捍卫出版业的商业传统。这些期刊通常都非常昂贵，这正是出版商盈利源泉之所在。而另一方面，许多大学——它们通常雇用了许多科学家——同样在采取政策鼓励研究者们建立起他们作品的自我档案，把他们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放在大学网站上，以使这些作品能够被人免费查阅。这些大学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些科学家是大学的工作人员，研究工作是他们的职责，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放置到大学的网站上。显然，出版商肯定抵制大学的免费行为，因为此举令其生意岌岌可危。很明显，情形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不确定，但是没有人认为传统的行为方式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们已经感觉到了科学知识的商品化导致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们正在推进开源出版，这对现存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威胁。
对于信息社会来说，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地重要和富有争议。毋庸惊讶，版权的兴起，其初衷是为了平衡作者和发明者的权利和更广大的公共福利。在18世纪晚期，版权的有效期是作者死后的14年，而在1998年，它的有效期变成了作者死后的70年，对于公司来说，是作品被出版后的95年。如今，版权包含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乍一听似乎有些婆婆妈妈，但就围绕人类基因密码的发现而发生的斗争所涉猎的纷杂利益，不就是案例吗？本世纪初，许多新科学因DNA结构终于被鉴定为大约二十亿个字母（基因组学[geneomics]和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而得以诞生，这从根本上迅速地改变了医学，因为基因密码的知识宣告了通过反复试验去开发药物这一做法的结束。华大基因研究院(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的开发者们使人们能够免费获取这项研究。但是，在解释密码的竞赛中，交织着打算对每一项咨询实行收费的商业机构的利益。当考虑来自全球135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每周至少会查阅由华大基因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至少一百万次时(《卫报》，2003年11月3日，p.1)，人们就会充分认识到知识商业化的意义。围绕互联网经营运行而发生的斗争几乎一样激烈，微软是拥有所有权的超级玩主，但是开放源代码—由Linux和Apache这样的公司开发的一项免费服务——向比尔·盖茨的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Weber，2004)。
第六章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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