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展示阶级不平等在信息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范例（Webster，2004，part5)。近几年来，数字鸿沟，尤其是网络的数字鸿沟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量证据显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网络乃绝佳境界(见Eurostat，2005)。虽然席勒可能已经认识到这种分化的实际存在，但并不能以此确信他就会支持那些渗透进大部分与数字鸿沟有关的思考的技术导向型思维。我们常假定数字鸿沟令人遗憾，甚至应受谴责，因为技术把那些不幸者排斥在完整的社会参与之外。一个致力于使人们访问互联网的途径最大化的政策应运而生了，可能是尝试使互联网终端能够出现在学校或者图书馆，其为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技术因素阻碍了人们获得机会是这些政策的前提，此论在共和党成员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1995年的提议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其提议认为，给予穷人一台笔记本电脑胜过给予他们福利，前者使穷人生活更上一层楼。像赫伯特·席勒这样的思想者会对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提议秉持异议，它的实际影响颇为可笑。
文森特·莫斯可(1989)在对“按次计费的社会”(“pay-per society”)的描述中突出了“支付能力”(ability-to-pay factor)，他把支付能力看成是生产和获取信息的决定性力量。坦率地说，更重要的因素是阶级制度。一个人越富有，他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衰落，他所获得的信息品质也会日益变得劣等。
赫伯特·席勒同意这种立场，并且指出了“信息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是军事/国防机构、大型私有公司以及全国性政府等三个机构，因为它们拥有支付信息传播技术(ICT)/信息产业中最昂贵的和最领先产品的能力。席勒从许多商业咨询人士那里获得了支持，估计超过四分之三的欧洲ICT市场是公司市场和政府市场，“一般公众”(除去这两种享有特权的群体之外的任何人)构成了剩余市场。简言之，那些最先进的技术流向了福特和美国空军之流的机构；大部分人只获得了剩余物—多数为电视机型的玩具。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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