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言论能足够充分地回应那些批评席勒的学者吗？相当有意思的是，把对“信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那些右翼观点进行比较，因由在于右翼人士绝对不相信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式，除此之外，这两派观点之间居然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也就是说，两派观点都认定“信息革命”是一种特定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创造物，因此，可以想象许多其他社会形式，只不过右翼观点觉得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比资本主义制度劣等(无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92)，在他一出版便获得盛名的著作中，发表了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激进的论述。当然，他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标准当然是决定在什么环境下生产什么的关键因素。但重要的区别在于，福山坚信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他经济制度要优越(并且它有利于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因为它可以最有效地生产财富。而且，虽然福山承认集体主义可能在一些重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在“信息时代”集体主义就不可能相提并论了，因为在“信息时代”，适应性价值连城，市场和企业家需要自行运作。
另一种反对批判理论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此种态势展示了企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市场关系的扩张以及消费主义的所向披靡，批判理论家很容易得出事态已经变得更糟的结论。例如，某些批判学者认为“垃圾信息”的泛滥淹没了可靠的知识，或者说，计算机网络设备的普及带来了更多的监控，从而加强了对劳动力、公民以及个体消费者的严密控制。
但我们需要对这种认定当代信息社会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江河日下的观念表示质疑，至少我们还缺乏可靠的历史性的知识，也就无从比较。不错，当今的信息并非完美无瑕，但我们必须非常审慎，不必冒失地以厚古薄今的言论判断今不如昔。另外，正如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所主张的，那些为了控制目的或者甚至是为了使公司资本的销售膨胀而使人强迫接受的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监控系统固然加强了管理控制，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选择。另外一个例子是信用卡系统，其不可否认地体现了企业资本对个体实施了更强的监控；但与此同时，此类资本主义也与人方便，促进了经济交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发生。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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