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类的结果往往不能分辨出在战略上更具重要意义的信息职业。虽然这一取向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描绘信息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繁荣景象，可是它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能够区分出最重要的信息职业的途径。任何只追求统计数量层面的信息工作，很可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某种信息类职业的增长似乎都会对社会生活带来特别重要的影响的结论，成果貌似客观，但其结论问题重重。既然有些评论家依据“专业性工作优先”来寻求对信息社会的界定，那么进行职业测量的时候，信息职业的级别就尤为重要(Bel1，1973)。有的信息职业支配着“组织化的知识”，壮大了“技术结果”的中坚部分；而另外一些信息职业却还只是作为一些重要信息职业的选择性来源。计算“信息工作者”的总数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人的层次，及其与之处于共生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变化。例如，我们可以说电脑和电讯工程师的增多是至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技术革新的步伐执掌牛耳。或者我们也会提出科学研究者的扩充是信息工作中重要的门类增加，因为他们是革新的关键因素。相反地，虽然社会工作者作为信息与传播技术工程师中的一类，会被划分到“信息工作者”中，信息工作者的数量会大幅度地上升，但是这种现象却与信息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社会工作者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控制家庭断层的扩大和管治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而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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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