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思考社会历史学家哈罗德·柏金(Harold Perkin)的研究，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为何需要从质的差异上区分不同群体的“信息工作者”。在《专业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中，柏金提出1880年后的英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优秀“专业人士”粉墨登场的历史。这些“专业人士”的优势支配地位是凭借了“由教育打造的人文资本和……淘汰不合格者而得到增强(p.2)”。柏金认为那些具备资格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原则”(p.406)，专业人士取代了过去曾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工人阶级组织、资本企业家和地主贵族)，专业人士的服务、资质和高效的专业精神取代了其过时的理想，比如工人组织的互助团结、资本家财产和市场的体制，以及绅士的父权观念。自然地，在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士会与公共领域的专家发生激烈的论争，但柏金坚持这仅仅是一个“专业社会”的内部冲突，双方仍然共享一些基本的设想(特别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和根据业绩而给予嘉奖)，不过是把那些非专业人士完全排除在外，使其无法切实参与双方的论辩活动。
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新阶级”的讨论为柏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充。古尔德纳认为在20世纪迅速成长起来的，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雇员类型就是“新阶级”(Gouldner,1978，p.153)。“新阶级”的人既为自己寻求发展机会且往往臣服于权力集团，也能参与竞争商业界控制权和政党领袖之职。尽管“新阶级”拥有潜在的上升权力，但群体内部会因为不同等级而分裂。其中最关键的区隔存在于大多数技术决定论者、默守成规者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后者倾向于批判性和解放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类人的差异正是哈罗德·柏金关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的冲突的表述。例如，我们会发现私营部门的会计师是保守的，而人文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激进。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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