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可靠的信息来源无疑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关键要素。如果选民们无法获取那些关于生活标准、移民水平、人口构成或结婚率的数据，他们如何能够对经济政策、民族认同、老年人照料或者家庭关系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呢？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此，笔者的讨论隐含着对信息的怀疑，尤其是对那些传播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深怀疑虑。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而提供的金融数据库中的信息，或者是为了维持企业网络的信息，其信息的品质空前绝后，不过，本章我们要讨论的评论家们却另有看法。尽管不可否认现在传播提供给广大公众的信息丰富了许多，但这并不必然说明当今的信息就比过往时代上乘，因为许多信息可能是为了娱乐、掩饰，甚至是欺骗而生产。简言之，大量的信息属于误导的信息，至少可以怀疑许多部门利益(尤其是一些政治力量和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一些力量)和限制性的财政安排(特别是仰赖公共基金的资源向私人资助转移的安排)，不是其中之一，就是两者同时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并且左右着信息再现。
与赫伯特·席勒及其同一阵营的论点的确承认信息在当今世界的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当代新型的“信息社会”说法。笔者从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论著来洞察这一批判的路径，因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批判研究看待问题的方式。多年以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也为学界所诟病，不过，其论著仍然价值连城。它既批判了海量般信息必然造就信息透明度高的社会的盲目假设，又讨论了公民就信息问题如何朝夕相处的核心议题。他激励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更多信息就一定意味着更好(或者意味着更坏)，而且引导我们深入探究—什么类型的信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必要的？所以，本章将会考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评估它对于我们理解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电视和政府统计方面的信息发展（informationaldevelopment）的价值，然后，我们不禁深思——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以往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都假设信息和民主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如今该假设正在经受挑战。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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