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者和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人热切追随公共领域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就是信息在民主社会中的担当模式(model)——其如此开放的过程，引人入胜，所有人可无条件地获取可靠信息。不同凡响的理性辩论(pre-eminence of reasoned debate)的启蒙理想同样光芒万丈，令民众百倍憧憬。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获知事实、洞明世事、宁静致远、深思考问，于是能够理性应对时局，避免冒失非礼的行动。
如果事先追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描述，对我们深刻理解公共领域的动力和态势甚有助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更准确地说，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sphere)，其诞生归功于发生于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而此领域的来临，是资本主义的若干特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财源滚滚、势力蒸蒸日上，羽翼日渐丰满，以至于他们可以和教会、法庭国家分庭抗礼，脱离于后者权力的控制。此前，浓缩了闻名遐迩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僧侣和法庭支配了公共生活，他们权势显赫，呼风唤雨；但资本家们日益增加的财富削弱了僧侣与法庭的权力。之所以出现转机，一方面，企业家们给予“文学”(letters)圈子——剧院、艺术、咖啡馆、小说以及文学批评(criticism)等越来越多的支持，于是减轻了文化人对贵族的依赖，促进了与传统权力分离且致力于批评领域的建立。哈贝马斯(1962)洞察到在此等公共领域——“对话即成批判，箴言即成论点”(p.31)。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深入人心，市场力量的增长也带动了议会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拓展和地位的稳固，议会开始越来越独立于国家，并且对国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增加议会代表，从而相关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持续扩张。资本主义力量茁壮成长，企业家信心百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资本家跃跃欲试，渴望引领风骚，进入权力场。这一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同样是争取更多的出版自由的斗争，因为对于呼吁改革的资本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关切政治生活理应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不同凡响之处在于18世纪中期，创建了《英国议会议事录》准确记录议院活动的传统。从此以后，议会中讨论和决定的内容的逐字记录产生了，且成为议会商议的一项公开记录。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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