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与争取报纸独立于国家宰制的长期斗争相伴而生，政府百般阻碍，但因报纸生产成本相对低廉，最终还是推进了报纸的自主。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闻业不但报道视野广泛，而且引人注目地致力于对议会事务进行全面的报道，充分体现了新闻改革运动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合流。各路改革运动的力量聚合中心当然是政治异议(politicalopposition)的成熟，论争和辩论因之激扬，政治异议与其他压力相交织，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性的可接受政策”(rational-acceptable policies)的发展。
改革运动积累的结果是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它的特征包括开放的辩论、批评地验证报道内容、报道透明度强、民众有充分的媒介近用权，以及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的行动者。哈贝马斯强调，寻求从国家获得独立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被迫反抗既存国家—所以，新闻自由(afree press)、政治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代表权(greaterrepresentation)也就是资本家当务之急的斗争。
但是，随着历史分析的继续进行，哈贝马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特征，最终在一些领域导致了他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的负面因素。首先，“再封建化”源自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强盛(aggrandisement of capitalism)。哈贝马斯觉察在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之间，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渗透”(mutual infiltration，p.141)，不过，他认为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不稳定的天平向私有财产倾斜。随着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狂热的资本家开始从呼吁对既存国家改革转向推翻国家机器，并且利用国家来增进自身利益。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应运而生—于是，往昔的追随者们日益抛弃论战与辩论之风，掌管国家机器之后，国家改由资本宰制。之后，国会议员的私人理事、对政党和智囊团的财政支持，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议会和公共舆论的系统性游说不断增多，削弱了公共领域的自主权。毋庸置疑，有人会认为这场游戏中还应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比如“地球之友”、各种工会，以及出类拔萃的英国工党，但当中的大多数都随波逐流，所以他们丧失了分庭抗礼的抵制力量。
210
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