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并非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术语公共领域，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着重于推进“理性辩论”，BBC还未到达此一理性辩论之境界。但毫无疑问，BBC扩大了公众对超出其个人体验之外的某些议题和事件的关注。从此程度上说，不管是国外报道，还是描述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生活报道，BBC都履行了重要的民主功能。帕迪·斯堪纳尔(PaddyScannell)和大卫·卡迪夫(David Cardiff，1991)认为，因民众视野得到拓展，导致“合理性”(reasonableness)深入人心，人们从而能够对他们所做的是何事、他们怎样生活以及他们拥有何种信仰的原因了然于胸。即使上述原因并非决然代表“理性”(因为理性暗示着“正确”的描述)，但他们却丰富了公共生活，民众的视野得以扩展，BBC还同时促进了多种群体的英国共同文化的形成。
作为议会的创造物，BBC在它的运作和理念上都受到了议会模式的深刻影响。在政治事务的再现上可见一斑，BBC对政治事务的报道整体上不逾越既有政党政治的格局(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调整的“平衡”)——偶尔在戏剧和纪录片方面稍微冒险—但至少BBC对待政治的态度严肃而审慎。也就是说，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始终以公共事务的告知者(informer)身份秉持自已的职责，为了达成此愿，其克服低俗廉价节目诱惑，仍然以公共事务的报道为趋向。新闻和时事类节目占据了BBC所生产的节目总量的25%，与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相比，后者所生产的同类节目总量不足其1/2，与美国的电视网络相比，后者的新闻时事节目就更屈指可数了（Annan，1977)。而且，BBC的信息服务因党派内部和党派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辟出广阔空间，游刃有余，不用担当某些政党路线的代言人，反而能提供大量的分析和广泛的政治辩论(Smith，1979，pp.1—40)。
公共服务精神之所以落地英国并扎根结果，其重要因素在于BBC 创立之初的总裁瑞斯勋爵(Lord Reith)赋予 BBC 以公信力的决定性影响。此一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报道中声名鹊起，并且30年以来它都无可争议地作为支配性理念没有经受挑战(Briggs，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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