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我们现在有可能去追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概念变迁（Briggs，1985)。强调家长制责任作为早期瑞斯执政的模式(Rei-thian mode)已经被专业主义精神(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理应生产充满智慧的思考、品质上乘的公正无私、情趣盎然并富有挑战性的节目)逐渐取代了。正如我们所见，虽然专业伦理对当今的节目制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其并没有为从业者提供一种公共广播电视的哲学，以至于BBC笃守专业志向的业界人士难以对外界的强烈抨击应对自如。此外，以一种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赖(至少是部分依赖)如此假设：并非多样，但至少潜在地统一受众。自20世纪年代末以来，不论好坏，受众的分化相当清晰，很难定论什么是“一般社会大众”，广播电视从业者们对此也心存悬疑、举棋不定(到底谁是公共服务广播与之打交道的受众？谁不是？)。由此，批评家们对广播电视的抨击易如反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更为深远。例如，BBC2的前任总经理以及第四频道即将离职的负责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Jackson，2001)竟然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公共服务性电视犹如“一种多余的伏都教(voodoo)……丧失了所有的目的和意义”。原因在于现在的观众今非昔比，不容易教化了，他们在当今的“多样化的文化”(versatile culture)中变得更加善于讽刺(i-ronic)和更加互动。最重要的是，杰克逊觉察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派节目如今成为主流，从而粉碎了公共服务广播“家长式作风的”的设想，即存在着所有观众都应该拥有的电视节目类型。
笔者会在下文中深人回顾上述变化的各个方面，但在此我想强调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尽管对此概念的解释并非一成不变—但至少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念有一点融合。首先，广播电视机构担当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以及采取公正无私立场的责任，并且受众能够无限制地观看和收听节目。这个原则的核心是信息应该充分地向公众公开，从而有助于公众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了然于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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