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三个论点。首先，公众对图书馆的资助持续减少，导致图书馆购买的书籍、雇佣的人员以及现刊减少；图书馆几乎不订阅日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压缩了开放时间；图书馆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寒碜和混乱(West，1992)。商业化服务可以弥补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损失，此一商业化诉求过程主要发生于边缘地带，因为图书管理员们的职业伦理以及政府立法禁止商业化的发生。因此，如今预定一些特定的书籍、馆际互借以及一些查询服务都要收费，而对于过期书籍的罚款制度日益被标准化为一种获得资金的机制，而非鼓励借出资料的迅速归还。丝毫不必惊讶，从1986年到1996年，图书馆借出的书籍减少了20%；更糟糕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书籍借出量又垂直下跌了30%。
其次，还有人士抨击公共服务的政治正确性(此一抨击以对“市场”的普遍狂热而武装自己)—公共图书管理员不用对任何人做出解释，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图书馆用户之上，因为是由他们来决定购买何种馆藏图书；同时，此举也允许他们把大部分图书馆预算划为自己的工资。此外，亚当·斯密学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1986)的研究发现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花钱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平装本革命”能使每个人获得廉价的书籍，消费者们似乎也乐意享用蓬勃发展的视频租赁链(video rental chains)。图书馆渴望恢复以订阅为基础的服务，并且十分羡慕 Blockbuster 视频企业(Blockbuster Video Company)所取得的成功。当今时代，市场意识形态日益被阐释为是“真实世界”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选择，但市场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并非如意识形态的宣传，图书馆系统因商业化侵蚀已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他们面临财政支持的锐减，图书馆系统开始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操控。
再次，有人指责公共图书馆没能够与时俱进，因其注意力仅仅集中于书籍，而非囊括各类电子信息传输，那么，谴责公共图书馆是过时的管理者也不为过。此类批评大部分都来自于后撒切尔主义(post-Thatcherite)群体，他们着重指责的要义就是公共图书馆陈旧且不变通、恪守老规矩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文化诉求，后撒切尔主义群体并不强调图书馆经济上的短缺和市场机会问题。有人认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多媒体传输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是图书馆唯一的未来，要分享这类新技术的恩惠，首先要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们转变思想、更新观念、预期展望以及组织原则，正因为对此类理念的憧憬，激勉后撒切尔主义的信仰者抱怨、批评当代公共图书馆的陈腐(Greenhalgh and Worpole，1995)。从中说明人们渴望图书馆应该投资新年信息传播技术，翻新设施，安装个人电脑，淘汰旧书和失灵的防护装置。管理图书馆的馆员，思想保守落伍，缺乏新技术操作训练与敏感性，仅仅沉浸于书籍和“图书馆的宁静”氛围，完全不适应技术时代的要求，图书馆必须更换新鲜血液，唯如此，图书馆的“现代化”方可落实。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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