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抨击者，另有一些人士特别狂热于探索信息商业化的可能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Panel,1983)公布了一份日后证明影响力非凡的报告，直言不讳地以“经营信息商业”(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作为标题。报告从时代发展趋势中洞察出“一个扩展中的贸易信息部门’，它包括对金融和商业信息的供应、印刷和出版、在线技术信息、咨询等等”(p.7)。报告还力劝“私人和公共部门应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投以更多的关注”(p.8)，报告建议先前阻止商业化的领域应对企业家们网开一面，允许企业家进入角逐(相关的公共部门)，而已经跃身企业家位置的人们则应发扬广大企业家精神，公共图书馆理应是开放的前台。
越来越显而易见，下述因素推波助澜，接近信息(access to infor-mation)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额外的公共需求、资源的减少、技术的革新，以及对支撑公共图书馆哲学的前所未有的批评。从前，信息理所应当作为共享和开放的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日益成为贸易商品，因私人消费而被购买和出售，以支付能力决定信息使用的权力。“收费还是免费？”的论争也快告终，结果日益有利于鼓吹收费者的一边。企业化的图书管理员所引入的“额外收费”(premium)服务主要针对与图书馆业务相关的信息商业用户，这是市场警报理念(market-a-lert ethos)造就变迁的征兆之一。同样开创性的活动是一种双重图书馆系统(a two-tier library system)的引入，此系统与信息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理念势不两立。
如果仅此就认定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很荒谬。新的措施正在涌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形成(Bai-ley，1989)，但政府仍然禁止对基本的图书借阅、期刊阅读和使用参考资料收费(Office of Arts and Libraries.1988)。尽管如此，“征收费用正日益被更广泛地接受”(Lewis and Martyn，1986)，因为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向馆际互借的请求、非书籍性资料、预约服务、本地区以外的用户、影印以及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收取一定的费用。鲍勃·阿夏伍德(BobUsherwood)(1989)相信，对服务进行收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企业用户优先于个体民众，因为前者无疑是有利可图的利润市场。此类情况尤其反映在私人生产的信息中，其对个人来说，简直昂贵无比(如商业咨询报告、许多环境影响评估，甚至包括大量的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参考资料)。此一趋势导致普通公众疏离于“硬”信息，“公众较缺少信息且难以质疑现状”(Usherwood，1989.pp.18—19)，而企业用户却享受着一种质优价高的信息服务。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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