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博物馆和美术馆洋溢着公共服务的精神，馆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秉持崇高的职业理念—为了普遍公众的利益提供和保护收藏品。需要承认此刻所说的“普遍公众”可能与日常实践中的意义有些差别，它可能作为实现雄心抱负的托词，也就是希望收集一切对“人类境况”和民族历史有价值物品的壮志宏愿。但不论此一解释是否行得通，我们不可否认不以金钱利益作为馆藏取舍的高风亮节是他们崇高的理想志向，既竭力服务于公正无私的学术研究，也陶冶大众而捍卫馆藏品质。
虽然从原则上讲，博物馆可以成为批评论辩的竞技场，但在实践中，博物馆却难以成就辩论的发生(Walsh，1992)。博物馆反而经常反映创立者们和赞助者们的阶级偏见。例如，就英国历史的图像展览而言，充斥偏见，甚至歪曲事实。此外，许多美术馆总是展示一些属于排外的“高级文化”的艺术和展品，此类展品曲高和寡，难以为一般素养者“欣赏”。正因如此，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者不可能是公众的代表，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中有60%拥有大学学位或与此相当的学位，在四名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者中，有三名来自于最上端的三个社会阶层(A、B和C1)。
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不否认，但肯定也不能做如此推断—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除了阶级偏见之外，一无是处。阶级偏见的确存在，但博物馆的贡献远非于此。博物馆乃展示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特别重要(很可能是核心的)方式；其通过展示我们的过去而使我们更了解自身，甚至只有通过“我们曾经如何”的暗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在将来的可能性。另外，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并不完全是特权阶级的自负。我们对什么具有“最好的”藏品资格，也许意见纷呈，难以达成共识，但对理想的追求可以确保值得普遍尊敬的高品质艺术作品得以馆藏。而且，那些大型博物馆，尽管它们刻记着特定社会背景的收藏品及其捐赠人的烙印，但展品也令参观者耳目一新，震撼心灵。总之，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疏阔于“意识形态宣传”，许多成年人对他们童年时期的访问经历记忆犹新，甚至个人觉得如此参观体验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关键。著名作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出身贫寒，他在他的自传中就描述了年轻时代访问肯星顿(Kensington)及其附近的博物馆的阅历与感悟。我们只要回想2003年有550万人访问了位于南肯星顿的国家历史科学博物馆，必然会确信无数人通过访问博物馆或美术馆.既开阔了视野、探索了问题，也增进了知识。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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