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那么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博物馆和美术馆也遭遇威胁。最古怪的攻击来自于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们，一些激进分子和“企业”狂热者们联袂指责这些机构贵族气味浓厚，曲高和寡，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流行用语上体现出来——参观者被称为“消费者”，“企业商业计划”被日常地制定，可测量的“业绩指标”成为重中之重。另外，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的责难促使有些人反对公共补助的理念，这意味着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预算每况愈下、捉襟见肘。
对此情况，通常的回应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收取入场费以及寻求赞助。前者对于参观者有着直接影响(对展品有间接影响)，而后者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博物馆和美术馆馆长的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一些国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收取入场费，比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theNaturalHistoryMuseum)。自从它们开始收取入场费之后，参观这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数显著下降，与1980年的数据相比(当时是免费开放的），参观者人数下降了50%。与此相反，访问依旧保持免费开放原则的主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人数却稳步上升。截至1996年，参观者总数达到670万，大英博物馆无疑依旧是大不列颠王国被访问最多的博物馆。一个人无需是社会学家，都明白访问量的下滑主要来自于穷人或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顺便提一句，他们最迫切需要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贫寒处境与边缘气氛让他们感到不快)。幸运的是，经过唇枪舌剑，以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长们的关键性支持，在2001年，博物馆和美术馆收取的入场费降低了。在随后的几年，英国这些重新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访问量增长了75%(Kenned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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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