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事实》（Lawson，1989)的作者断言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干涉政府信息服务，波及整个信息服务系统的腐败。该书阐述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掌握了政府统计数据生产的三个阶段—委托、编撰和出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政治操纵的介入。新闻记者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Phillips)揭露弊案，用功甚勤，她推论说“敏感性统计信息如今已经被操纵和滥用，这几乎是例行公事”(Phillips，1990)。就政府对官方信息干预的批评超出了撒切尔时代，一直持续，并包括1997年以来的布莱尔时代。因此，在2004年至2005年间，涌现出了许多对移民数据准确性的怀疑、关于未被检查的“避难者们”的流言、对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的胡乱猜测以及对波兰加人欧盟时波兰移民的预计数量的困惑等等。毋庸赘言，就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真相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
一些非正式的证据显示了公众对于官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由此，但凡政府信息，民众几乎不予信任。一些小报和民粹主义媒体以政治干预的例子为由，培养了质疑政府信息的风气，伪装深入洞察力的陈词滥调充斥报纸媒介—如“你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话”，“存在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上述司空见惯的辞令拒绝接受任何试图展示量化证据的尝试，更不用说要与收集紧要问题比如收入分布、就业以及移民模式的信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正困难作斗争了。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的衰竭，并严重地威胁到了公共辩论的品质(Levitas and Guy，1996)。如果把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ONS)看作对英国的统计数据负责的机构，担当政府臂膀的关键部门，那么民主本身的核心环节已经遭受破坏。
信息管理
讨论到此，我们已经涉猎了更加广泛的信息管理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攻击，不仅侵蚀了公共领域的核心，而且信息“包装”的遍地开花也损害了公共领域。在此，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政治化妆师”(spindoctor)、“媒体顾问”、“图像管理”以及当代政治事务中一些相关活动的粉墨登场。与此相关的是“劝服”人们的手段的爆炸性增长，这在政治活动中非常明显，不过也深入地扩展至消费领域。此外，“娱乐”产业大规模蒸蒸日上，不仅是提供娱乐的方式增多，而且“娱乐”精神扩散到一些以前排斥它的领域，如赫伯特·席勒的不屑之语—“垃圾信息”过度饱和了。在此，我们讨论的主题不外乎现代社会信息海量般增长，但其价值令人怀疑。让我们稍微深入论述此看法的几个维度。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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