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非凡特征(尤其是战后)乃劝服手段以及劝服的目的意识如雨后春笋般充分扩展，所谓的“信息管理”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如同霍华德·裘伯(Howard Tum-ber,1993b)所观察到的：
信息管理……对于现代政府的行政黏合性十分重要。在政府试图操纵公共舆论以及维持社会控制的尝试中，对传播以及信息的依赖对它来说至关重要。
(Tumber, 1993b, p.37)
劝服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已深深扎根，那个时候，一大批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有政治学家如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3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以及最重要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创始人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1955)认识到民主的发展加上向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决定性转变促使了“缔造共识”(Bernays，1952)的产生和发展。
“宣传”(propaganda)发展的文献浩如烟海，其随后低调处理为“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之后又被软化为“劝服”(persuasion)。在此，我们无需详细阐述(Robins and Webster，1999)。只要勾勒 20世纪的几件大事就可以一斑窥全豹。显然，对于那些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控制机制对于协调一个多样化的、拥有选举权的人口相当必要。李普曼认为这意味着“在个体公民与他所处的广大环境之间放置某种形式的专家需求”(Lippmann，1922，p. 378)。这些专家就是现代的宣传家和信息专家，在他们手中“劝服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以及平民政府的日常机构”(1922，p.248)。需要指出——在拉斯维尔、李普曼和伯纳斯眼中，信息管理是一种必要的和积极的力量：“宣传是一定要坚持的；在危机时期以及为了采取一些大规模的‘常规’运作(normal’operations)，现代世界尤其依赖宣传去协调那些原子化的组成部分”(Lasswell，1934，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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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