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宣传无疑是一种系统化的和自觉的信息管理，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其涉及传播一些特殊的讯息以及对信息进行限制，并包括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在此，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促使我对历史环境进行了粗略的勾画哈贝马斯认为“信息管理”的发展显示了公共领域的衰落(虽然民主进程依旧证实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一个开放的舞台上为他们的行动争取合法性的需求，这有助于维持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宣传、劝服以及公共舆论管理的推广的确证实了从一种受到告知的理性公众的理想，转型到接受公共关系技术员们所制造的信息以及所操纵的公共舆论。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简直明察秋毫。现在，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和劝服是理性辩论的敌人以及阻碍公共推理的力量。但是，早期的一些评论家们却坚信如果缺乏“了解事实的专家”、“思路明晰的专家”以及“了解各种利益的专家”，社会将“不能明智地运作”(Lasswell，1941，p.63)。如同爱德华·伯纳斯(1952)所声称的，“公共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体、团体和机构对生活的调整对所有人的福利而言都意义重大”(p.3)。
现今尤为反讽的是信息管理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其密度与复杂性令人咋舌，但是却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如今公共专家和广告人多如牛毛，指导政治家们或商业领袖们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开办广告学的学位性课程以及相关项目，但他们却佯装崇高，堂而皇之宣称其重心是“改善传播”、“确保他们的客户们的讯息被理解”以及“教授对任何发达经济都至关重要的传播技能”。大家往往忽略了上述活动的潜在假设，或者至少是没有充分陈述他们的用意，其实，他们竭力生产一种能够说服受众产生某种行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产生行动)的信息，以推进那些为了此项服务而向他们支付费用者的利益，即通过更好地控制人们的信息环境而操控民众。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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